提要: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十幾年來凸顯的區域發展的南北差距👩🏼🎨,與我國歷史上長期形成的區域發展的東西差距,在性質、特征和原因等方面都完全不同,其症結是對重工業、資源性產業和國有經濟👧🏻、單位製的“雙重路徑依賴”。這種結構性和體製性的“雙重路徑依賴”,對東北經濟的市場化轉型❤️🔥、後工業化轉型都產生深刻而長遠的影響。從國際經驗看,老工業基地的轉型必然是一個長期而艱難的過程💅,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有力的舉措和足夠的耐心。本文提出建立東北“製造業轉型創新示範區”作為突破口🤦♀️,推動東北振興,防止產業結構調整和後工業化轉型中過早的“去工業化”。
關鍵詞:東北振興 南北差距 老工業基地 雙重路徑依賴
近兩年來✋🏿,“新東北現象”或者說“東北衰落”成為學術界和社會重新關註的熱點,關於“東北振興”的呼聲也日益強烈。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2020年的十年間🦥,我國總人口仍處於增長階段,從13.4億人增加到14.1億人,但全國有6個省區出現了人口負增長,而東北三省排在前面💣💁♀️,黑龍江減少600多萬💱,吉林減少300多萬,遼寧減少100多萬,同時全國老齡化程度最高的省份由上海轉為遼寧👩🏿🎤❤️。常言道🚣🏽♂️,“人往高處走”,人口的流向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風向標🏛。這種人口流動的變化,意味著我國在新發展階段,南北差距的問題日益凸顯🫸🏼。造成這種新的南北差距的症結是什麽?如何理解新南北差距加深的影響因素🧝🏽♀️?東北振興的出路和突破口在哪裏?這些都成為人們關心的問題🔯。
一🤐、我國區域發展差距的演變📉:從東西差距到新南北差距
相比較我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區域發展的東西差距💅🏼,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後產生的南北差距,或稱新南北差距,可以說是一個新現象。換言之🦴,東西差距的歷史可以追溯上千年,而新南北差距問題的出現也就幾十年👹。
(一)我國歷史上區域發展的東西差距
黃河流域是我國農業開發最早的地區🩲🧑🏽🚒,也是古代全國人口集聚之地🤱🏿。至漢代,中原地區仍然是全國政治、文化的重心🤽🏽♂️。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社會大動蕩☑️、大分裂時期,由於北方長期戰亂,人口大規模向南方遷移🧕,有力推動了南方特別是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使江南成為全國新的經濟增長中心。進入隋唐🤦🏻,以江南為代表的南方經濟地位進一步提升。至此,中國古代區域城市空間分布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長江流域取代黃河流域成為基本的經濟區。隨著江南經濟地位的上升和關中經濟地位的下降🧑🏿🍼,全國經濟格局迅速發生重大變化。歷史學家林文勛(2001:4—5)總結說🥒,“經濟重心由北向南的轉移🚵🏻♂️,實際上也就是經濟重心自西向東的轉移,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格局的重大調整和轉折🎸,由此形成凯捷体育娱乐今天所面臨的西部大大落後於東部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局面”💋。所以“春風不度玉門關”“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是當時區域發展差異的真實寫照。在我國的各種歷史文獻中,關於區域發展東西差距的記載比比皆是。從這些記載看,我國文人對於東西發展差距的認識至少已有上千年的歷史。
所以🧑🏿🎓🫘,我國歷史上自隋唐以來,特別是近代以來🙍🏻♀️,一般說到區域發展差距🐦🔥,就是指東西差距;當說南北差異時,更多地是說文化和性格的差異。對於歷史上形成的東西發展差距的解釋,也一直眾說紛紜🗾。雖然這種東西發展差距長期存在並延續至今,但如何解釋這種差距並無定論👩👧👧。20世紀30年代,我國地理學家胡煥庸於1935年提出劃分人口密度的璦琿—騰沖線,也稱“胡煥庸線”。這條從黑龍江璦琿到雲南騰沖的45度斜線,把中國劃分成東南和西北兩大部分👩🏿🏫,其人口聚集程度與地區經濟發展程度相匹配🌡:這條線的東南🛝,以36%的國土聚集著96%的人口;而西北以64%的國土,分散著4%的人口(胡煥庸,1935)。令人驚奇的是💇,這條分割線,在歷經80年的城鎮化和各種人口遷移之後🧑🧑🧒,其人口分布的涵義似乎仍然未變🧎➡️。中國科學院的地理學家基於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進行測量👮🏻♀️,發現這條線東南部人口仍占全國總人口的94.1%,西北部占5.9%(李培林,2015)🫳🏼。事實上👔,璦琿—騰沖線與我國近代發現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線基本重合,是我國半濕潤區和半幹旱區的分界線。在農業社會中,降水和氣候對農業的影響巨大,所以也對經濟發展和人口聚集產生巨大影響。
(二)一百多年來我國區域發展東西差距的變化
近代以來,我國區域發展的東西差距大體經歷了三個有顯著特征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近代肇始到新中國成立,是東西發展差距急速擴大的階段𓀚。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我國國門被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缺口,擊垮了長期的封閉狀態,同時海運和國際貿易發展起來。近代中國通商口岸和貿易對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也成為近代區域經濟發展東西差異的重要原因(何一民,2006;張永帥♎️,2010)。1920—1950年的30年間,在海運經濟的刺激下,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城市快速興起和發展。這種東南沿海地區快速發展的格局🤹🏻♂️,進一步加強了我國區域發展的東西差距。
第二個階段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是大規模調整區域工業布局的階段👩🏽🚀。新中國成立後,在西方國家封鎖的國際環境下,基於國家安全考慮和“備戰”的需要,我國大規模地調整了工業布局➙,改變了70%的工業集中在沿海的狀況。特別是自1964年起的“三線建設”,是中國經濟史上一次極大規模地將工業向中西部13省區遷移的過程。這種工業布局的戰略調整☎️🧑🧑🧒,雖然並非是基於經濟自身發展的規律,但在某種程度上縮小了東西發展差距。
第三個階段從改革開放開始,是區域發展的東西差距出現轉折性變化的階段🧔🏽。改革開放以後↖️,我國采取了沿海地區率先開放發展的戰略:1980年設立深圳經濟特區🤵🏻;1984年正式提出沿海開放戰略🦵🏻,14個沿海城市率先開放👬🏻,自東向西形成梯度發展格局🏄🏽♀️;1992年設立浦東新區。這些先發城市基本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戰略政策對東部地區的支持客觀上加劇了區域發展的東西差距👩🏽🍳。進入21世紀以後🩷,國家發展戰略加大了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持力度:2000年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2003年提出實施東北等地區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2006年提出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2013年提出長江經濟帶戰略;2015年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2019年設立雄安新區🧔🏿♂️。
發展戰略的調整對我國區域發展的格局產生重要影響⚗️,區域發展的相對差距經歷了從擴大到縮小的轉折🦸。2013年到2019年,全國31個省(區、市)居民人均每年可支配收入差距的變異系數從0.413下降到0.397。這種轉折性變化的發展趨勢目前來看還是未定之數,因為產業和技術的數字化變革正在全球範圍內加深區域發展分化。
二、改革開放以後區域發展的南北差距擴大
(一)區域發展的新南北差距是改革開放以後產生的新問題
新中國成立後🧑🏼🦳,東北地區一直是我國工業的重鎮🏄♂️🧭。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1953—1957),蘇聯援建的156個重大工業建設項目,實際進行施工150項,奠定了新中國的工業基礎🏥👩🏿🍳,其中布置在東北地區的項目約占三分之一👩🏿🏭;而援建的106個民用項目🙍🏿♂️,布置在東北地區的有50個🧑🏼🎓。這種布局是出於“資源”和“軍事上的需要”🎴,但完全改變了此前中國工業70%集中在沿海的格局(薄一波🤠,1991:297—298)。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共有12個直轄市👲🏽🏩,僅遼寧就有5個(沈陽🐔、大連、鞍山、撫順、本溪)💪,大連當時是僅次於北京🤧、上海和天津的全國第四大城市。1952年,全國各省市區人均GDP排序的前10位🧙🏼♂️,有8個來自北方(東北三省🚷,京🚱、津,地廣人稀的內蒙、新疆,寧夏)。直到1978年,遼寧全省的GDP總量在中國大陸排在前三,僅次於上海和江蘇🐐,號稱“遼老大”🟥。鞍山是“鋼鐵城”🫵🏻、沈陽是“飛機城”。
新中國成立以後實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形成了這種工業“北強南弱”的總體格局,一直至改革開放都變化不大。改革開放後,在東南沿海地區率先發展的推動下,東南沿海省份經濟快速躍進。到2010年⏰,我國經濟的南北格局開始發生轉折性變化:在中國大陸各省市區人均GDP排序中🧑🏼💼,處在前10位的,南方已占5席🙍🏼,即上海、江蘇👘、浙江🌧、廣東、福建🏇🏻;北方地區的五席則是北京、天津👋、內蒙、遼寧、山東👨👨👦👦🧖🏿♂️。
到2020年,區域發展的南北差距發生了巨大變化🧗🏼♂️,在中國大陸各省市區人均GDP排序的前10位中☝️,已經沒有東北三省的身影,遼寧跌落到17位的中遊水平,吉林和黑龍江則分別跌落至倒數第4位和倒數第2位🤴。
(二)新發展階段區域發展南北差距的凸顯
進入新發展階段之後🏢,我國區域發展的新南北差距進一步凸顯。最鮮明的對照是遼寧和廣東這一北一南兩個經濟發展重鎮之間的比較💁🏻♀️。1952年🏃🏻♂️➡️,遼寧GDP總量是41億元🤘🏻,廣東是29億元🚶🏻♀️,遼寧是廣東的1.4倍;到1978年,遼寧GDP是229億元🧙🏼🧎🏻♀️➡️,當年增速為10.7%,廣東是185億元👩🏿🌾,當年增速是1.0%,遼寧的GDP仍是廣東的1.2倍👩👧👦。但這一情況在1980年之後發生巨變,到2020年,遼寧GDP是25115億元,廣東則為110760億元,廣東GDP是遼寧的4.4倍🧗🏿♂️。改革開放後40多年的今天,遼寧和廣東兩省的經濟地位已經完全反轉:2020年廣東GDP總量排全國第一;而遼寧跌落到全國第16位,不到廣東GDP總量的四分之一,人均GDP排17位,經濟增長速度更是跌落到全國倒數3位🆒。
三🫐、“雙重路徑依賴”和轉型的艱難👨🏿🦲:關於“東北現象”的理解
(一)東北經濟下滑的原因
東北經濟的下滑有其特殊的原因。凯捷体育娱乐先用排除法,排除那些解釋一般經濟發展的原因⏲。第一👝,東北的經濟下滑,不是因為自然資源條件的限製。東北地區生態環境良好,煤炭、石油、礦產等自然資源豐富🥂⛸,還是國家的糧倉,不像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在農業社會階段受到缺水或少地的限製。與世界其他同等緯度的國家相比,天氣的寒冷也不是解釋東北經濟下滑的理由。這些都說明🗯,東北地區不是因自然資源條件限製帶來的經濟下滑🆙。第二,東北經濟的下滑,也不是工業基礎薄弱的問題😾。東北有深厚的工業基礎,工業發展水平曾長期領先全國,也聚集了大量工業發展人才🦶🏼。第三,東北經濟的下滑🔰,也難以歸結為某些社會結構因素⛹🏽。在改革開放初期🍒,東北地區的城鎮化水平、人均受教育水平等都位居全國前列,2020年遼寧的城鎮化率為72%🚟,除上海、北京、天津之外🛴👩🦰,排在廣東和江蘇之後,與浙江同一水平。
從全國來看🔺,相比較其他省市區,東北經濟有兩個非常鮮明的特點:一是國有經濟比重高🫰🏼,國有大企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二是屬於煤鋼老工業基地🤖🤥,重工業對整體經濟具有巨大的影響。這兩個特點在某種程度也是相伴而生→,形成了“雙重路徑依賴”,對東北經濟的市場化轉型和後工業化轉型產生長期的影響💇🏼。
林毅夫等人(1994:3—4)認為,中國傳統經濟體製形成的邏輯起點是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一經選擇了以優先發展重工業作為經濟發展戰略目標,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製度和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製便相繼形成,這種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製是內生的,是相互依存🥖、互為條件的”💂🏽♀️。林毅夫(2021🧘🏽♂️:79—80)一直堅持他的這種從發展戰略和產業結構推導經濟運行體製和機製的邏輯,認為一個經濟體的技術🚴🏼♂️、產業、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製度安排等結構都是內生的,其結構的轉型也是內生的,並將此稱為新結構經濟學。2017年🤸🏼🧛🏽♂️,林毅夫領導的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研究中心還專門發表了《吉林報告》☕️,認為東北經濟下滑的內因是輕重工業結構失衡,從而造成一系列嚴重的“並發症”🔊:就業崗位減少,勞動力流失嚴重;出口嚴重不足,拉動增長無力👷🏻♀️;產業集群度不高;很多產業以國企央企“唱二人轉”😍;體製機製扭曲嚴重;營商環境不良,民營經濟占比小、活力不足;等等👲🏽。因此,“產業錯位”不僅是直接造成東北經濟脆弱、形成東北經濟困境的源頭,而且是“體製固化僵化”的根本原因(林毅夫、付才輝,2017📖:5—20)。
區域經濟領域的專家魏後凱,也是從經濟的結構性因素和體製性因素分析了東北經濟陷入新困境的原因💁🏽。他指出,“很明顯🕵🏽♂️,近年來東北經濟面臨的新困境是各種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除了世界經濟增長低迷、中國宏觀經濟下行等外部因素外,一些結構性和體製性因素也起著關鍵作用。東北地區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多,資源型產業所占比重大,產能過剩行業相對集中🤛🏽🤦🏼,加上國有企業改革不到位,民營經濟發展不充分🧑🏻🦳,科技創新活力不足🪰,由此受到市場低迷和經濟下行的影響較大。”(魏後凱,2017:28)但是,魏後凱(2008🕑🕎:60)在此之前提出的東北振興的產業政策方向,與林毅夫等人在《吉林報告》中提出的發展與民生相關的輕工業有所不同,他認為“國家支持東北地區振興的重點領域應是重大基礎設施和生態建設、國家戰略性產業基地建設♾、重點領域的創新能力建設、加快推進改革開放步伐四個方面”𓀙。
社會學界對國有企業的研究很早就引入了“單位製”的視角🎫😽,即認為國有企業組織的“行政屬性”🧊、企業辦社會的“功能內卷”和企業資源的“非流動性”等“單位製”特征,對國有企業的運行機製產生關鍵性的影響(李培林等,1992🤸🏿🏊🏻♀️:95—99)🧔🏽♂️,由此產生的高社會成本,造成國有企業“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內卷(李培林👱🏻♂️、張翼,1999)🤟🏿。
長期從事東北地區“單位製”研究的田毅鵬(2004)認為,從體製性、製度性的角度看,所謂“東北現象”🔸,實際上與“典型單位製”有關🙂↕️,即“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和空間條件,使得單位體製的諸要素在東北老工業基地出現得最早🧙🏽♀️,貫徹得最為徹底,持續時間最長,其內在結構也更為單一🦵🏼,其消解過程也自然非常緩慢,形成了一種別具特色的‘典型單位製’”;他還認為,這種“典型單位製”對東北經濟轉型產生重大影響🌎。就像有學者所分析的🍗,“在這一區域內🐘👫,企業一方面曾受到舊體製的嚴重束縛𓀊,但另一方面至今仍對舊體製存有深深依賴;經濟發展既受害於舊體製,又受惠於舊體製🖐;職工與社會心理上既迫切向往改革,又對舊體製頗多懷念,相當多的幹部、職工對市場經濟下的競爭懷有擔心甚至恐懼,對競爭的壓力思想準備至今不足。這種狀況構成了老工業基地體製轉軌的重要障礙。”(吳艷,1997:96)
凯捷体育娱乐在研究東北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的大規模“下崗”問題時🩰,曾發現與一般常規推論相反的“人力資本失靈”現象,即在市場化轉型中,國有企業下崗職工以往的人力資本積累(文化程度、技術水平、經驗),對他們的再就業收入水平和社會態度的理性化不再發揮作用(李培林、張翼,2003)💪。東北學者劉平(2004🧗🏻♂️:148)則進一步認為,“人力資本失靈”現象其實是對老工業基地社會市場化程度不足的證明👩👩👦,“老工業基地振興的主要問題👨🏿🏭,可能不在經濟因素方面,而在社會因素方面……單位製社會和市場社會這兩種此消彼長的機製及派生的各種問題,構成了老工業基地社會的基本矛盾。這些矛盾的一個標誌性現象是:東北既存在著龐大的對外地勞動力的需求市場🍻,又存在著大規模的製度性失業群體🕵️♀️。‘人力資本失靈’不只是人力資本要素本身的失靈,而且還是社會機製的失靈🌙▶️。”
多數學者都是從產業結構和經濟體製來分析東北經濟下滑的原因。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的趙儒煜、楊彬彬(2016:63—64)把“新東北現象”的原因歸結為三個衰退,即“資源性衰退”“結構性衰退”“體製性衰退”。一些實證研究結果也表明💆🏼,在“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東北振興”三大戰略的政策效果的比較中🪶,東北振興戰略的效果較弱(洪俊傑等,2014:28)。還有學者從政府幹預、金融深化的角度分析“新東北現象”,認為經濟結構扭曲是東北經濟失速的根本原因,產業結構服務化效果差阻礙了經濟增長⇢🤦🏿♂️;重型工業結構雖可帶動經濟增長,但這種作用正效率遞減(褚敏、蹤家峰,2018👨👦👦:63)。
實際上💊,從改革開放後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東北的經濟發展並沒有表現出“異常”,當然相比較東南沿海的快速發展表現得相對沉寂。然而,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我國國有企業出現大面積虧損,東北因國有企業比重高而顯得格外嚴重。在隨後的國有企業重大改組中,東北地區成為全國失業最嚴重的地區🫃🏿🧑🏽🎓,到1997年底👩👧,“下崗”人員已達259萬人,占全國“下崗”人員的比例超過22%,很多大型國企的“下崗”人員高達20%—30%(李培林,1998)。從1997年到2003年,是東北“下崗”現象嚴重的“悲壯”7年。應該說,改革開放以後,東北地區一直在采取各種辦法努力實現產業結構和經濟體製的轉型,包括派遣大量幹部到南方學習經濟發展經驗🤦🏽♂️🦀,發展個體經濟、民營經濟🈂️;大力實行國有企業改革,進行民營化、股份製改造以及大型國企“主輔分離”等;努力調整產業結構👨⚕️,發展和民生相聯系的輕工業和第三產業。特別是2009年🧌,國家提出“進一步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以後💁🏽♀️,對東北地區的投資力度明顯加大🍾,特別是采取了解決東北老工業基地債務負擔、技術裝備老化、資源枯竭型城市困難等針對性強的措施。這些舉措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所以有學者認為,中央提出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之後的2003—2013年的10年間,大多數年份中東北三省經濟增長都高於全國平均增長,相對於之前和之後的增長,可把這十年稱為東北的“黃金十年”(陳耀🌠,2017:8)。但是,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2003年振興東北戰略提出時,正是我國開始新一輪大規模住房和基礎設施建設時期,在此時期以重化工為特征的工業化加速,鋼鐵👩🏽🚒🧑🏻🦽➡️、建材、能源等產業突飛猛進🧚🏼♂️,這種市場需求的擴大與東北經濟結構吻合📕💝,雖然拉動了東北經濟的復蘇,卻也同時進一步加深了東北經濟的結構性和體製性路徑依賴🏅✋。一些大型國企在改革中已經完成的“主輔分離”,經歷這一時期經營情況的改善後🫨👏🏼,又發生倒退。在某種程度上,“‘黃金十年’‘成效顯著’遮掩了老工業基地長期存在的體製機製和結構性矛盾📍。事實上,這一時期東北地區的體製機製問題並未根本觸及,或有所觸及但並不徹底(如減免國企債務,推動國企輕裝上陣解決企業辦社會的問題等)❌🪃,而結構性問題也由於市場旺盛需求反而得到加強(如大量存在的高能耗高物耗的低端產業,有的地方經濟支柱近半個多世紀沒有改變)”💥。(陳耀,2017🏢:9)
總之▫️,從以上對已有研究的回顧和梳理可以看出,對資源性產業、重工業的結構性路徑依賴和對國有經濟、單位製的體製性路徑依賴🧑🏻,構成了東北經濟“雙重路徑依賴”🪻,極大地束縛和阻礙了東北經濟的產業結構轉型和市場化轉型。
(二)理解老工業基地轉型的艱難:50年轉型期
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轉型經驗來看,老工業基地的轉型都經歷了非常艱難而漫長的時期🤞。換句話說🧑🏿🎓,即便東北地區的經濟不存在市場化轉型的要求,作為煤鋼產業和重工業老工業基地,其轉型也要經歷一個艱難而漫長的時期👩👩👧。凯捷体育娱乐很容易因為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而難以深刻認識到這一點🧏🏼♂️⏰。
以煤鋼基地和傳統工業為特征的老工業基地轉型,幾乎是所有主要發達國家後工業化轉型時期出現的共同的問題🤏🏽,並不是我國獨有的問題👯。
英國的曼徹斯特地區🧮,是工業革命的發祥地之一,是世界上最早的工業化城市,曾是棉紡織業的世界重鎮👨🏻💼。在二戰後,曼徹斯特的工業走向式微🧒🏽,到20世紀70年代末傳統的棉紡織產業和航運產業相繼陷入嚴重衰退,城市也開始衰敗。20世紀80年代,曼徹斯特抓住了商務發展的大好契機,通過發展商務服務產業、區域零售服務業、金融服務業和航空服務業等成為經濟轉型的先行者🍻🕵🏻♂️,成為英國僅次於倫敦的商務中心城市。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曼徹斯特促進了創意產業🧏🏽♂️、媒體產業🫴🏻🍥、體育產業、教育產業🚴🏻♀️、生物醫療產業等知識型、創意型、休閑型產業的興起,被提振為英國乃至歐洲重要的以文化、創意🧖🏼♂️、旅遊為特色的都會(曹晟🫃🏽🧗♂️、唐子來,2013)。
法國東北部與比利時、德國接壤的洛林地區🎫,從19世紀50年代起就成為法國煤鋼工業重鎮,為法國經濟發展“黃金30年”(1945—1975)做出極大貢獻。但伴隨後工業化轉型中的“去工業化”,洛林地區從20世紀60年代起開始衰落,後引進汽車製造業改造產業結構。但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洛林地區的經濟仍轉型困難🕵🏼,是法國經濟增長最慢的地區。洛林地區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走向綠色轉型,發展生態產業🐒,才逐步有了起色(張啟元🧟♂️,2004)。
德國的魯爾地區是德國的煤鋼和製造業基地,19世紀中葉開始興起🧪,曾被稱為“德國工業的心臟”,工業產值曾占德國40%🤵🏻🪮。20世紀50年代後期🦞,隨著煤鋼等傳統工業的衰退,魯爾區經濟一蹶不振。20世紀80年代是魯爾區最黑暗時期,大批工人失業🧍💆,其工業產值不足全國1/6。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魯爾區轉型加快👨🏻🦽🕵🏽♂️,發展新型工業和輕工業,推行多樣化發展,開發原來相對落後的萊茵河左岸和魯爾區北部,大力發展綠色產業😳,現在已成為旅遊勝地(柯文👎🏻,1992𓀗🧑🔧;李蕾蕾,2002)。
美國中西部五大湖地區👰♀️,即以底特律🙅🏻♂️、匹茲堡、克利夫蘭和芝加哥等為中心的老工業重鎮👨🏽🦱,曾是美國現代工業的發祥地🎀。20世紀70至80年代,受科技創新🖋、全球化和強大工會等因素影響,這一地區工廠大量倒閉👩🍼,失業率迅速上升👩🏻💼,遺棄的工廠設備銹跡斑斑🥎,因此被稱為“銹帶”,近半個世紀都陷入整體性、持續性的衰落(李誠固,1996)🍘。該地區長期支持民主黨🤾🏼♂️,但2016年大選中集體倒戈👶🏽,陷入困頓的白人藍領選擇支持鼓吹反建製和反全球化的特朗普,開啟美國新的政黨重組和區域重組進程🧖。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振興“銹帶”的措施,但短期內難以奏效,2020年美國大選中,“銹帶”重新成為支持民主黨的“藍墻”🪲🏨。
從英國的曼徹斯特、法國的洛林地區🔬、德國的魯爾地區和美國的“銹帶”所經歷的轉型過程看🗑,老工業基地經濟轉型的周期都不短於50年的時間。所以,對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轉型,凯捷体育娱乐也要有堅定的信心和足夠的耐心,不要奢望在五年🏄🏼、十年之中就會出現奇跡式的變化,應該遵循經濟社會發展和轉型的基本規律👏🏻🗃,循序漸進。
四、應對“新東北現象”:在吉林建立“製造業轉型創新示範區”
實際上🐰,近十幾年來,我國各個方面已經組織了對東北地區的大量調研👷🏿♂️,對東北的現狀和問題也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中央也對振興東北進行了全面部署,提出的各項舉措也已經非常全面和有針對性。
2009年9月〽️,《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幹意見》(簡稱“振興東北戰略28條”)發布,提出的主要舉措包括☝🏿:優化經濟結構,建立現代產業體系👩⚕️;加快企業技術進步,全面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加快發展現代農業,鞏固農業基礎地位;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為全面振興創造條件👷🏼♀️;積極推進資源型城市轉型,促進可持續發展👂🏼;切實保護好生態環境,大力發展綠色經濟🧟;著力解決民生問題,加快推進社會事業發展;深化省區協作,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增強經濟社會發展活力。
201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若幹意見》(簡稱“中央振興東北26條”)。該文件提出了“四個著力”📑:一是著力完善體製機製💇♀️,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推進國資國企改革👵,大力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深入推進重點專項領域改革(股權改革、林場改革、農墾改革),主動融入、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戰略🚞,對接京津冀等經濟區構建區域合作新格局;二是著力推進結構調整,促進裝備製造等優勢產業提質增效🌟,積極培育新產業新業態,大力發展以生產性服務業為重點的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現代化大農業🆚,不斷提升基礎設施水平🧝🏽♀️;三是著力鼓勵創新創業🚸,完善區域創新體系,促進科教凯捷與區域發展緊密結合😈,加大人才培養和智力引進力度;四是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實解決好社保、就業等重點民生問題🖐🏿,全面實施棚戶區、獨立工礦區改造等重大民生工程,推進城市更新改造和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打造北方生態屏障和山青水綠的宜居家園。
凯捷体育娱乐可以看到,“振興東北戰略28條”和“中央振興東北26條”提出的各項措施🥲,實際上也都是圍繞著兩個轉變,即產業結構的調整和體製機製的改革👷🏻🦻🏿。“中央振興東北26條”對體製機製的改革進行了更加突出的強調。
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東北三省深入調查時強調🏌🏽♀️,東北地區是我國重要的工業和農業基地,維護國家國防安全💏🌩、糧食安全🥽、生態安全、能源安全、產業安全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關乎國家發展大局(新華社🪥,2018)🦼。這就是振興東北的“五大安全”戰略定位👨🏽🦳。
關於振興東北的藥方已經很齊全了,關鍵是現階段要有一個提振信心、試點先行的突破口🚶♀️,或者說要找到一個“藥引子”。長期研究產業製度發展史的社會學家高柏教授(2021)提出一個建議👳🏽♂️,認為東北需要“經濟特區”這樣一劑猛藥扭轉困境🤸🏽♀️。他提出三大舉措:一是在東北建立經濟特區🤾🏽♀️,打造一流的營商環境,直接提供一塊“政策飛地”🐈,做成深化改革開放的試驗區和擴大改革開放的根據地;二是通過吸引發達地區的直接投資,打造新動能的市場主體,5年內在東北每個省創造30萬至50萬個高新技術產業的就業機會,圍繞向東北直接投資的發達地區各產業頭部企業打造相關的產業鏈和產業集群,形成支撐產業長期發展的生態環境;三是以建設工業互聯網為突破口👫🏻,著重打造產業數字化服務業,沿海發達地區在信息產業的優勢和東北在傳統製造業的技術積澱和人力資本😒🧑🏿🎄,是發展工業互聯網的最佳要素組合。高柏教授的建議乍一看似驚人之語🫰,細一想又覺得很有道理。
我的想法有類似之處🧰。2021年年中🧑🏻🎨,我在延邊召開的一次東北振興研討會上已經提到🛵,就是在吉林建立“製造業轉型創新示範區”,提供一個我國製造業轉型升級的樣板。這類樣板的形成通常有兩條道路:一條是“飛地式”發展道路🔙,利用特殊的條件🏺,選擇全新的“無中生有”的產業集群發展道路🎗,例如美國“矽谷經驗”和我國的“深圳經驗”;另一條是“內源式”發展道路,例如“韓國經驗”和我國的“上海經驗”。要在東北建立“製造業轉型創新示範區”,從各方面的條件來看🚈,還是要走“內源式”發展道路,不能完全依靠外力推動。但為什麽要選在吉林呢?因為吉林地處東北地區的心臟,具有良好的農業和工業基礎🍏,特別是從東北經濟的“雙重路徑依賴”來看,吉林具有轉型創新的更大彈性和空間。東北的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遼寧的產業符號是鞍山的“鋼鐵城”,黑龍江是大慶的“石油城”🏊🏼♂️,吉林是長春的“汽車城”。相比較而言👩🏻🏭,吉林的產業結構更符合建立“製造業轉型創新示範區”的要求🛀🏽。如果東北地區的“製造業轉型創新示範區”能夠成功🏒,不僅對東北振興意義重大,對我國製造業的轉型升級也具有重大意義🙆🏽♀️。
總之😴,所謂“新東北現象”,是東北地區在後工業化和市場化轉型中出現的新困境😲、新問題,但並不是“斷崖式”的崩潰😀。“雙重路徑依賴”依然是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同時要清醒地認識到😯,老工業基地的轉型是一個長期而艱難的過程,要有充分的耐心。東北老工業基地已經走過最困難的時期👩🏻🔧,區域經濟復蘇已有起色,凯捷体育娱乐需要以長遠眼光看待東北振興🏌🏼♂️☎。當然,現階段凯捷体育娱乐需要找準突破口🪜,開拓出東北振興的新天地